文化企業家魯迅

文化企業家魯迅

編撰者：鋒行，有態度的地坪工匠。

創建于1996年，完成生態閉環的資深工業地坪承建商。

擅長環氧地坪，蘇州環氧地坪，環氧自流平地坪，蘇州環氧自流平地坪，密封固化地坪，蘇州密封固化地坪，鋰基密封固化地坪，蘇州鋰基密封固化地坪，環氧彩砂地坪，蘇州環氧彩砂地坪，防靜電地坪，環氧防靜電地坪，蘇州防靜電地坪，防腐地坪，運動場地坪，等工業地坪的咨詢、設計、施工、改造、維護等項目承建。

全程服務（咨詢、設計、施工、改造、維護）

主流地坪（環氧地坪、環氧自流平地坪、密封固化地坪、運動場地坪、環氧彩砂地坪）

功能地坪（防靜電地坪、防腐蝕地坪、橘紋止滑地坪）

升級地坪（極平整、超耐磨、無胎印、抗刻劃）

重癥地坪（跑砂粉化、油污潮濕、坑洼大落差）

極端場景（驟冷驟熱、油水浸泡、廣譜強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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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給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世界上很少有像他這樣擅長記賬的人。他有記事的習慣，留下了篇幅巨大的日記。

他的日記幾乎沒有自我，更缺乏文學修辭的內容，幾乎完全由流水賬組成，絕少忽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金錢交易。如果說這些記錄出自紹興師爺或徽州朝奉之手，大概比說成著名文學家日記更令人信服。

然而，矛盾僅僅存在于表面。魯迅作為文壇大佬的地位和形象，恰好是在他基本停止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以后，通過高明的策劃和交易塑造的。

魯迅塑造工程雖然不是魯迅一個人所能勝任的，但也少不了他個人的配合和操作。他在這些活動中體現出的性格，完全不像無產階級的朋友、不善理財的文人或者資產階級社會的失敗者，倒像一位精明強干的外交家和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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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接觸三十五歲以前的魯迅，幾乎不可能將此人想象成思想家、啟蒙者或者挑戰者。東京的革命黨和留學生鄙視他，不亞于馬克思鄙視一心求田問舍、想做樞密顧問的資產階級庸人。

他如果滿足于安心做見風使舵的投機者和觀潮派，無聲無息地躲在安全的角落里倒也罷了。問題在于他不僅不肯參加冒險活動，還不肯放下嘲諷激烈分子智商的愛好，因此非常遭人討厭。

“鑒湖女俠”秋瑾有一次竟然當眾拔出東洋刀，痛罵魯迅是滿人的走狗。魯迅這才明智地閉嘴，因為他是舊式大家庭的忠實信徒，作為孝順兒子和好兄長，不能跟世家子弟或亡命之徒比血氣之勇。

他為三十六塊銀圓的公費學醫，生活極其儉樸。省下的錢不是用來補償含辛茹苦多年的寡母，就是用來資助弟弟周作人成家立業。他在自己和自己的妻子身上花錢甚少，抽煙都只肯買最廉價的“強盜牌”。從儒家倫理的角度看，“打倒孔家店”的未來領袖堪稱道德楷模。

任何洞明人情世故的觀察者都能看出，這種生活方式的實踐者是做不了優秀反賊的。古訓“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可不是一句虛偽的說教，但也絕不像天真的門徒想象的那樣高尚，而是一種包含了近乎老練綁匪操縱藝術的實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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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都難以改變自己青少年時期養成的習慣模式，魯迅并不例外。他參加廣州的國民革命和上海租界的紅色革命時，沿襲了東京排滿革命的老辦法。

他在中山大學，喜歡勸告慕名而來的革命青年：最好是守在革命的飯鍋邊好好吃飯，不要把講給外人聽的革命宣傳太當回事；遠方的陌生人投身革命，無疑是件大好事；身邊的熟人非要去前線，那就是犯傻。

他運用這種技術，在蔣介石的清黨過程中沒有受到一根毫毛的損害，但在他的作品當中，吃革命飯的混混比反動派還要可惡得多。

《魯迅全集》的注釋將魯迅和朱家驊、顧頡剛的私人恩怨說成革命者對蔣介石集團的譴責。其實，1927 年事件后，蔡元培和李石曾獲得了蔣介石的信任，此后長期主管南京國民政府的教育文化經費分配。魯迅非但沒有像周作人一樣，譴責他們喪失了知識分子應有的人道主義，反而在 1928 年以后的幾年，非常密集地向這兩位大佬干祿。

魯迅當時的目標是中央研究院，因為蔡元培剛剛推薦胡適和顧頡剛為院士。

然而，他未能如愿以償，只得到了每年三百大洋的特約著述員閑差。他和許廣平依靠這筆錢，搬進了上海租界的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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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在這個人生的最后階段，重復了安全革命的模式。用他自己對李立三的話說，他習慣于躲在裝甲后面打仗�！度龂�演義》推崇的赤膊上陣，在他看來近乎愚蠢。

他的擋箭牌包括三層：皇家海軍保護的租界秩序，內山書店名號代表的日本關系網，共產國際的革命作家聯盟中國支部和文化工作委員會。

國民黨反動派面對三者當中的任何一個，都無可奈何。

魯迅在此期間，將主要的譴責和嘲諷對象轉向咖啡館革命家——這些人依靠資產階級法律的保護，安全地頌揚無產階級革命。魯迅隨著創作力的衰退和開支的膨脹，對這種漫畫式的雜文的依賴與日俱增。他同時供養北京和上海的兩個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魯迅日記》表明，他每月付給北平的母親和發妻一百五十銀圓。魯迅和許廣平在大陸新村租下的三層樓開銷更大，房租就需要四十五兩銀子。他們還養了兩個女仆，在人工價格僅次于紐約的上海非常引人矚目。

魯迅和許廣平

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為他舉辦大壽，上海灘名流云集，即使杜月笙為他的祠堂廣邀賓客，盛況也不過如此。錢鐘書在《人獸鬼》當中嘲笑的“當年文學泰斗”臨終盛況，就是以“左聯”給魯迅的待遇為依據。

共產國際特工尤蘇拉•漢堡格以“漢嘉堡夫人”名義，在霞飛路 1464 號建立據點�！秳P綏•珂勒惠支版畫集》是她和魯迅并肩作戰的成果之一。魯迅以“三閑書屋”名義，用珂羅版和宣紙自費精印了 103 部。而“其中 40 本為贈送本，不發賣，30 本在外國，33 本在中國出售”。頭 40 本都由魯迅親筆手書按順序編號并加蓋印鑒后，分贈中外親朋與年輕的中國木刻家作為友誼紀念和欣賞學習。

這些作品以表現無產階級的悲慘處境為宗旨，但高昂的成本則是一般精打細算的資產階級都承擔不起的。只有“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統一戰線，才能供養魯迅這樣精明的合作者。

她返回東德后，在回憶錄《諜海憶舊》當中，把魯迅列為她的下線之一，理由主要在財政方面。魯迅本人并不認為自己是她的下級，因為這只是他經營的眾多收入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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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為人的精明，在他和北新書局的關系上，表現得格外明顯。

文人不擅經營，似乎是正�，F象。即使暢銷書作家，都不見得懂得怎樣利用自己的優勢。郁達夫和吳稚暉在這方面都是顯例。民國又是一個法律不太健全、版權法尤其不健全的時代。文人的抄襲和文化商人的侵權，簡直像男人的三妻四妾和喜新厭舊一樣司空見慣，頂多具備充當報紙花邊新聞的資格。

魯迅在這方面，又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他運用資產階級法律牟取利益的能力，明顯高于他嘲諷的郭沫若。郭沫若雖然也是文化工作委員會內定的塑造樣板，但經營能力沒有超出舊式文人的水準，沒過幾年就落到完全依靠組織的地步。

魯迅不是這種人。他很早就實現了收入來源的多元化，因此能夠堅持“同路人”的身份和議價能力。

《魯迅日記》留下了相當完整的賬單。

1931 年共收入 8909 圓，平均每月 742 圓。

1932 年共收入 4788 圓，平均每月 399 圓。

1933 年共收入 10300 圓，平均每月 858 圓。

1934 年共收入 5679 圓，平均每月 473 圓。

(此外有《現代中國》稿費 20 美元及日金 100 元。)

1935 年共收入 5671 圓，平均每月 472 圓。

(此外有日金 350 元。)

1936 年 1 - 10 月(實際上因魯迅病危，只能算 8 個月)，共計收入 2575 圓，平均每月 321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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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成功，跟他的粉絲李小峰是分不開的。

李小峰主持北新書局，是 20 世紀 30 年代出版界的風云人物。魯迅是北新書局的主要品牌，知名度和形象包裝都離不開李小峰的努力。在此期間，《魯迅日記》最常見的記錄就是：“某月某日小峰來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稅及編輯費若干銀圓。”

兩人的關系無疑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但即使如此也沒有妨礙他們為版稅分割問題打官司。尤其難得的是，兩人解決糾紛以后仍然能夠通力合作。

如果換作舊式文人的任性，很容易把這些利益糾葛轉化成針對人格和道德的攻擊，導致不可挽回的決裂。而律師楊鏗依據《著作權施行細則》，迫使書局同意在十一個月內償還拖欠的版稅。魯迅總共追回了一萬八千多元，付給楊律師兩千元為酬勞。

魯迅的做法表明，他的企業家性格凌駕于文人性格之上。成功人士的成功有許多因素，但性格和環境的高匹配度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從《魯迅日記》處理事務的方式和斤斤計較的作風看，他如果沒有投身文壇，從事其它經營活動，大概也會發財致富的。